在导演系二年级的专业教学中，根据学生的生活或者他人的生活经历构思一个完整的小品是导演教学的重要环节，它不仅可以使学生学会结构基本的戏剧矛盾冲突，并且可以使学生学会如何从生活中寻找到有价值的戏剧冲突和鲜明的思想意义。
但是由于我国长期的小学中学刻板的应试教育，使学生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学会了按照标准答案回答问题，独立思考的能力极大的削弱，思维活动也紧围绕在书本上，总是不越雷池半步，非常缺乏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思考。最近网络上有个幽默的小故事，描写中美两国教师如何教授《灰姑娘》的故事，看后令人捧腹的同时，不禁让人深深的担忧。①而体现在导演教学中，就是学生在进行小品构思时，总是以既定的、大众化的认知为自己的创作依据，作业呈现出一种统一的标准化的结构方式和主题立意。一般来说，构思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推进的：甲方出现了思想问题，乙方来做工作，结果发生了矛盾，并且冲突越来越激烈，但在乙方或者丙方的不懈努力下，甲方终于解决了思想问题，于是矛盾得到了解决。这里有具体的人物，或夫妻、或家人、或同事、或上下级；有具体的矛盾，有夫妻的、有工作的、有朋友之间的；有激烈的冲突，吵架、生气、甚至动手；有思想意义，最后总是正确的思想战胜了错误的观念，社会或者家庭又归于和谐。你甚至无法挑出这样构思的毛病，因为它样样俱全，且符合戏剧所需要的矛盾冲突。这样的构思方式非常具有现在教育后遗症特点，它缺乏个性，缺乏创作者自己对生活独特的思考，特别缺乏的就是作为导演专业学生对生活的审视。
我们知道，社会生活在每一个人的眼里都具有完全不同的色彩，每个人都会根据自的生活经历产生对生活的不同理解，而对生活不同的理解就组成了我们色彩斑斓的生活。戏剧导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善于在你的作品中表现出你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并且用你自己的方式在舞台上予以呈现。有鉴于此，在导演教学中，就需要严格训练学生审视生活，提炼生活，解释生活本质的能力。
例一：有位学生在进行导演元素的“物件小品”练习时，苦思冥想，构思了一个小品：一位在机关担任科员的中年男子下班回到家中，和妻子说自己要去邻近的一个城市出差半个月，妻子帮助整理行装时，无意中在丈夫口袋里发现了一个青年女人的妊娠报告，于是逼问丈夫，丈夫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承认了自己与那女人的苟且之事，并承认要带那女人去外地流产，在丈夫深深忏悔下，妻子原谅了丈夫，并出于一个女人的同情心，提出要与丈夫一起去照顾那女人。
从结构看，小品没有问题，有人物，有冲突；从思想意义看，有妻子宽大的胸怀和丈夫深深的忏悔；完全符合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并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这样的小品是站在一个大众的视觉看待问题解释问题，没有导演对社会生活独特的认识和看法，没有揭示出人物极其个性的内心世界，因而没有呈现在舞台上的价值。经过教师的启发和引导，学生再继续了解生活的基础上对那个作业进行了深入思考，重新构思了作业的结构和人物：仍是丈夫要去外地出差，仍是妻子发现了检查报告，仍是妻子逼问丈夫。然而剧情在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妻子的逼问下，丈夫终于说出那个女人是顶头上司的“小蜜”，自己是替上司带她去外地人工流产。妻子勃然大怒，责骂丈夫为何做出这样龌龊之事，丈夫说出了自内心的隐秘，在这个单位工作很努力，但是一直得不到升迁，一些比自己晚来的人都当上了科长处长，面对着许多藐视自己的眼光，感到巨大的压力，并且委屈和不甘心。这次上司说，如果能替他办好这件事，可以找机会提自己当科长。冷静下来的妻子理解了丈夫的苦衷，但坚决不同意丈夫做这样的事，主动提出自己带那女人去做手术，自己也是女人，毕竟方便一些。结尾时，妻子提出，不要再去争当什么官了，更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如何生活是自己的选择，只希望丈夫与自己过平静的生活。
这个作业与前一个相比，具有新的角度，并产生了新的思想立意，他并没有说那个上司是多么的龌龊，而是揭示了一个男人在社会生活里经常承受着别人看不到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之大，很容易使一个人失去原则，从而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来。
例二：一位学生在进行“事件小品”作业时，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构思了一个戏曲剧团的故事：一位著名的女演员由于年纪大要退休了，她的丈夫同时也是剧团的鼓师。作为丈夫他当然舍不得妻子退休，毕竟她在舞台上生活了一辈子，离开舞台会使她失去生活重心，但出国演出任务需要她的弟子尽快顶上来。于是丈夫开始劝说妻子将自己的技艺传承给年轻的弟子，帮助弟子完成这次演出。妻子万般不愿，但在丈夫的耐心劝说下，终于理解了新陈代谢，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道理，愉快地接受了辅导弟子的任务。这又是一个从主题到立意都完美无缺的构思，有时代特点，有人物思想变化，有矛盾冲突，有宽阔的胸怀，几乎无懈可击。但是这样的作业仍是从一种既定的角度去理解和解释生活，没有看到社会生活的特殊性，没有揭示人物独特的内心世界。
教师的启发是：这位老演员对舞台的不舍和不愿传承技艺的行为是否有她非常合理的内涵？将心比心，把我们换成她，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如果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么为什么不能站在这个女演员的角度去重新看待和解释这个问题？如果将视角放在这个女演员的身上，这个作业是否就有了另外一种新的面貌，我们可以怀着非常理解和认同的心理去表现这个女演员对丈夫的拒绝，我们可以表现出哪位女演员内心的挣扎，可以表现丈夫对妻子的理解，更重要的是，通过女演员一系列合情合理的行动，我们学会了怀着一腔善意去对待他人，学会了对人深深的理解。当然，全剧的结尾，学生可以安排她最终接受了丈夫的劝说，愉快地叫来了弟子，开始传授技艺；也可以是她内心产生了波动，开始思考自己先前的行为是否恰当。这个作业可以是句号，可以是问号，可以是惊叹号，也可以是省略号，总之，它可以是一个站在别人角度思考问题的作品，而不是按照标准答案设计出来的作品。
例三：还是“事件小品”，学生根据社会生活，构思了一个很奇特的故事：某地煤矿规定，每两年报告一次，每年死亡人数不得超过三人，超过者就要罚款，并有行政处罚措施。私人煤矿老板今年安全搞得稍好，只死了两个人，还多出一个名额。而明年他有新的矿井要开工，死亡人数一定会上升，说不定会超过三人。为了明年不被罚款，就需要今年死亡人数多一个，这样明年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死三个人了。于是老板找到一个矿工，予以万元利诱，说你将身份证给我，我给你办个假身份证，你拿着我给你的万元巨款远走他乡，再也不要回来，我就说你死了。作品结尾是那位矿工愉快地接受那笔对他来说是巨款的钱，并交出了自己的身份证。
问学生，这个作品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内涵，回答不一而足：残酷现实、黑了心肠、没有良心、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的回答都集中在对私人矿主的谴责上，从表面看，作品体现出来的意味也确实如此。从社会道德层面上去看，学生确实具有很强烈的正义感，他试图通过这样一个显得有些荒诞的故事，揭示那些问题多多的私人煤矿，为贫穷的矿工伸张正义。问题就出在这里，学生的视角和公众一样，学生的愤怒也和公众一样，他得出的结论也就是主流社会所得出的结论。作为艺术作品，作为导演，他没有自己独特的视角，没有自己发现的新东西，这种与公众完全一样的结论是没有呈现价值的。
课堂讨论中，有一位学生冒出了一句话：“不自知”！问她，她说她看到了人的愚昧。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矿主的残酷我们早已得知，矿工的无奈也可以感同身受，但是矿工对自己生命的轻视对自己社会存在的轻视确实令人震惊。为此，我提到了阿瑟·米勒《萨勒姆女巫》中的那个农民普罗克托，他在只要写出悔过书就能免于上绞架的情形下，依然抢夺回了昧着良心写就的悔过书并撕毁了它。面对法官的不解和质问，普罗克托大声地回答：“因为那上面是我的名字”！带着纯洁的灵魂，普罗克托走上了绞刑架。普罗克托为了尊严而宁愿死去，而我们的那些矿工兄弟呢？他们为了区区万元，情愿一辈子顶着一个假身份生活着，究竟是矿主的残酷，还是矿工的愚昧无知？寻找到一个新的角度，学生修改了自己的作业，他甚至在作品里设计了几个矿工争抢一个死亡的名额。但在最后，出现了一个过去这样“死”去的矿工，他今天捧着钱回来了，他要用自己的钱再买回自己的身份，因为缺少了身份，他等于是一个活着的死人，不能住旅馆、不能坐飞机、不能结婚、生下的孩子都无法报户口……内在的悲剧性强烈的震撼了大家。
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人们往往会从某一固定的视角去认识它、解释它，这种认识和解释往往基於一种很容易解释的理由，一种表面的理由，而学生很容易陷入这样的表面理由。一个新角度的寻找不仅是一个新作品的诞生，更是导演思想深度的一次掘进，是认识问题的另一种眼光。随著时代的变化，对一些事物的评判会发生一些原则性的变化，一些历史事件的评判会发生与原来不同的变化，导演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敏感，也许一些剧本的内涵会随著时代的变化产生不同的含义，导演解释的侧重点也会发生有趣的变化，剧本的价值就会产生有趣的变化。1978年9月23日，宗福先曾在5月份用了三个星期写完的话剧《扬眉剑出鞘》（后来改名为《於无声处》），由苏乐慈导演，在位於上海西藏中路120号的上海工人文化宫演出。故事情节是：“文革”中，梅林带儿子欧阳平途经上海，来到老战友何是非家中。何是非过去曾诬陷梅林為叛徒，这次又得知欧阳平因收集天安门诗抄而成为被追捕的反革命分子，即向“四人帮”的团伙告密。欧阳平遭逮捕后，何是非的妻子、女儿坚决与何决裂。
编剧宗福先回忆创作过程时说：“起因其实也就是我自己的个人经历。1976年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4月6号就有一个参加了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活动的一个朋友，从北京来到上海，他就跟我描绘了天安门广场上，上百万的人，悼念周总理，讨伐四人帮。那时候听了以后热血沸腾。结果没想到他离开以后，第二天4月7号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宣佈，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一下子就当头一闷棍。因為在此前最闷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中国人的耐性太好了，怎么明明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怎么还这么平静地、能够这么安稳地生活呢？后来到那个时候，我突然感到我错了，一下子跳出一个想法，人们不会永远沉默。这个也就是后来《於无声处》的主题。大家是用自己的满腔热情投入排练。担忧呢，你说一点没有，也有。有一次我们的主演张孝中跟我说，宗福先，这戏要是成了，你可得请我们吃饭，我脱口而出说行啊，没问题，不过要是我因為这个戏抓进去了，你们得管给我送饭，结果所有的演员说，没问题，我们大家轮流给你送饭。”那时是天安门事件发生两年后，“四人帮”虽然已被粉碎，但“天安门事件”尚未得到平反，编剧和导演顶著巨大的压力，以他们的正直、勇气，以及政治敏感使此剧成為一个时代的象徵。
2008年，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重排此剧。三十年后重演这个戏，不论是社会环境还是表演方式，观众审美习惯都有了很大的变化，重排这个戏的意义何在？编剧宗福先原先的主题：人们不会永远沉默。在三十年后无疑失去了冲击力。导演苏乐慈寻找到了重排此剧的意义：“这是为了让享受了改革开放成果的年轻人也能真实回味一下前辈所经历的时代。”出乎意料的是，不论是重温过去的中年人，还是带着好奇陌生眼光的年轻人，都给予这个戏以极大的关注，仍旧被三十年前的那一幕所震撼。由於导演准确地寻找到了现在排演这个戏的新角度，致使这个戏在漫长的三十年后仍然具有强烈的生命力。
1966年8月24日是“文革”中一个疯狂的日子。老舍先生不堪凌辱，自沉太平湖。老舍之死的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什么原因促使老舍弃世？2008年，傅光明、郑实两位学者采写的《老舍之死口述实录》，访问了55个人，其中有家属、朋友、领导、学者、现场旁观的普通人，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甚至妻子胡絜青和儿子舒乙的说法都各不相同，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可以自圆其说的结论，55个人的口述仍没有办法完整地复原事件的全貌。
由此可见，每个人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揭示生活、解释生活。一件事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往往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一个事物由於立场和角度的不同，会使人作出不同的判断。这些判断哪些是符合真实的，哪些是被误解或误读的，很难辨别清楚，甚至正和反都有可能被颠倒，而这正是导演创作可予发挥的地方。
导演应该善于从生活的细枝末节中、从别人都认定的事情中再寻找一些不同的角度，对事件或人物作出不同的解释。这种认识和解释不应该是有意要惊世骇俗，它应该以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去观察事物，以求更加准确和全面地表现这个事物或人物的完整的面貌，并且提供给观众另一种认识生活的渠道。就像日本电影《罗生门》和德国电影《罗拉快跑》那样，导演可以从自己的立场和对生活的认识，做出自己的判断，并将这种判断呈现给观众；但也不妨提供给观众一些判断的机会，导演不必将自己的道德判断过於明晰地告诉观众。
剧作和演出的成功，对於导演个人的思想深度有著很高的要求。对生活一般性的思考，决定了导演的思考只能停留在剧作的表层故事情节上，而不能准确深刻地揭示剧作家赋予剧本的内在思想，无法使整个创作集体统一在一个较高的思想层面上，更无法因此构思出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具有创造性的舞台演出形象。
打破旧有教育方式长期给学生带来的惯性思维，教会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去解释人生，理解他人，是导演专业教学的重要课题，也是教师需要终身学习的课题。
注释：
①引自http://t.cn/SPNStT（中美两国小学关于童话《灰姑娘》的课堂教学）
②《老舍之死口述实录》傅光明、郑实采写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年5月 第一版
